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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反壟斷立法的經濟分析

信息來源:Chinese websites | 發布時間:2006年07月21日

  
   
    目前,我國政府的有關部門正在對中國的反壟斷法進行起草和論證。眾所周知,反壟斷法是市場經濟的一部基礎性法律,與民商法一樣,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起構筑了我國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筆者認為,我國的反壟斷立法既是法律問題,也是經濟問題。經濟學研究者應當與法學研究者攜起手來共同參與研究。經濟分析應該而且能夠在反壟斷立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制定和實施中國的反壟斷法,是一項 前 無 古 人 的工作,其意義和挑戰都同樣重大。筆者堅信,經過努力,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分析,應該而且能夠在反壟斷領域內發揮重要的作用。
    本項研究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對中國反壟斷立法和將來的有關執法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若干政策建議。
本研究除引言外包括以下部分:第一章說明反壟斷立法的經濟理論基礎;第二章概述反壟斷立法的經濟分析;第三章是對反壟斷中幾個基本問題所作的理論思考;第四章論述了中國反壟斷立法需要考慮的一些經濟學問題;最后,即第五章對中國反壟斷立法和執法提出若干政策建議。
    通過本項研究,得到了12個結論,它們分別是:
    結論1: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對壟斷弊端的認識是在比較中完成的。經濟學中,人們用帕累托最優來理解資源配置的效率,并證明完全競爭的經濟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從而能夠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包括壟斷因素在內的市場不完全性由于偏離了完全競爭從而不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所以不能夠形成資源的有效配置。此外,壟斷所帶來的X-無效率以及尋租行為所導致的資源浪費是人們對壟斷弊端的進一步的認識。
    結論2:壟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引起了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政府對付壟斷的兩類不同形式的管制。一是公用事業管制,它被提出來控制自然壟斷產業中的廠商行為;二是反壟斷政策或競爭政策,這種政策在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都是以法律的形式來消除消費任何可能出現的非法壟斷的影響。
    結論3:反壟斷法的經濟分析,就是運用實證性分析和規范性分析這兩種經濟分析方法,對反壟斷法的存在依據、性質、功能、價值取向以及具體問題進行分析、探討,從而在反壟斷立法和執法上降低成本,提高法律干預經濟生活的效率。在西方國家反壟斷法的經濟分析中比較有影響的是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和新產業組織理論。
    結論4:對反壟斷法進行經濟分析是法律資源的稀缺性決定的,也是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
    結論5:反壟斷成本主要有立法成本和實施成本。前者又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分為:為立法者所支付的全部費用;為收集資料,調查研究和征求意見所支付的全部費用;法律文本的費用。間接成本包括為預備該法的實施所支付的全部費用;為宣傳、解釋法律觀點所支付的全部費用;法律教育費用和法律傳播費用等。反壟斷法的實施成本是指該法在實施過程中其人力、財力和物力的消耗,它主要包括:國家為反壟斷實施機關的正常運轉所投入的費用;執法機關維持和保證反壟斷法運作所需要的投入以及來自社會公眾和個人方面的投入等。
    結論6:反壟斷法的效益包括立法效益、時間效益和社會效益。反壟斷法的立法效益是指高質量的法律文本及其立法時對法律實施所作的立法預測的預期效果。反壟斷法的時間效益要求反壟斷立法的時間要適度,這樣才能保證經濟活動進入有序發展的狀態,才能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起到積極的作用。反壟斷法的社會效益要反映反壟斷法為整個社會利益的發展所能夠帶來的整體效果。
    結論7:對西方國家反壟斷實踐中合理規則的理論思考給我們以下幾點啟示:其一,反壟斷問題是很復雜的,對現實中壟斷行為利與弊的推斷需要經濟分析的幫助;其二,合理規則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是在人們承認現實當中競爭和壟斷復雜性的同時,盡量避免犯“殺死一只會下金蛋的大鵝”和“沒能禁止試圖破壞實際競爭的行為”這樣的錯誤而采取的明智之舉。另一方面,它的極富彈性的實際運用會帶來新的問題。其三,在我國今后的反壟斷執法中,可以考慮借鑒和運用合理規則。
    結論8:西方國家反壟斷實踐中的本身違法規則使反壟斷法在維護市場競爭秩序方面格外有力,它對市場主體的行為有較強的威攝力,此外,這一規則可以大大簡化反壟斷訴訟程序,節省訴訟成本,也值得今后我國的反壟斷實踐中加以借鑒。
    結論9:反壟斷理論和實踐中的結構主義與行為主義代表對壟斷加以控制的兩種不同的思路和手段,在理論層次上,它們是哈佛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和主張。結構主義和行為主義各有利弊,均可為我國反壟斷理論和實踐所借鑒。
    結論10:中國反壟斷立法需要考慮的幾個經濟學問題是:反壟斷與規模經濟;反壟斷與過度競爭的市場結構;反壟斷與“自然壟斷”以及反壟斷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結論11:西方產業組織理論關于市場結構與創新關系的理論爭論加深和強化了人們對于創新的認識,深化了對競爭和壟斷的認識。同時,也說明了經濟學在反壟斷領域有著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
    結論12:行政壟斷是我國計劃經濟的“特產”,其主要表現為行業保護主義,或稱行業壟斷;地方保護主義,或稱地方封鎖,以及行政性公司。對中國而言,行政性壟斷的存在和持續,有其經濟上的原因。
    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關于中國反壟斷立法的6個方面的政策建議。它們分別是:
    政策建議一:必須制止行政性壟斷
    行政性壟斷是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濫用行政權力,在特定市場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經營者正當的經營活動,以排擠其他經營者公平競爭的行為。理論和實踐表明,行政性壟斷人為地分割市場,扭曲市場機制,阻礙市場競爭的健康發展,助長行業不正之風,保護落后,損害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利。而且,一旦行政權力與個人的經濟利益結合起來則更是其害無窮。中國反壟斷法應當毫不猶豫地把行政性壟斷作為規范的對象,這也是現階段中國反壟斷立法的鮮明特色之一。
    政策建議二:現階段中國的反壟斷立法應主要規制壟斷行為
    反壟斷立法中的壟斷,既可以指壟斷狀態,也可以指壟斷行為。對壟斷行為,各國反壟斷法一般都作了明確的規定,禁止各種有礙公平競爭的壟斷行為。對壟斷狀態是否在法律上予以規制,則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國家在反壟斷法中對此作出明確的規定。如德國的《反對限制競爭法》。另一種是國家的反壟斷法未對壟斷狀態作出明確的規定,而由執法部門在實踐中根據具體情況的處理。從當今世界各國反壟斷立法的情況看,反壟斷法逐漸集中在壟斷行為上,相對淡化對壟斷狀態的規制。也就是說,反壟斷法反對和禁止的并不是企業規模的大小,而是其行為及行為的后果。鑒于中國形成壟斷地位的經濟和非經濟因素的復雜性,而且考慮到處于反壟斷初期的我國,從執法機關完善到執法人員素質和水平的提高都要有一定的過程,故在反壟斷執法中對壟斷的認定上,把重點放在不公平競爭的行為上,而不是去追究現有的企業壟斷狀態,應該說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政策建議三: 對企業兼并的控制宜采取許可主義
    企業兼并控制是反壟斷法的一項重要內容,其目的是通過控制企業兼并,創造一個有利于公平競爭的市場結構。企業兼并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擴大企業規模,也可以消滅潛在的競爭對手,設置進入市場的障礙,造成壟斷。因而,對企業兼并進行監控就成為反壟斷立法的重要內容,這也是各國反壟斷法的共同做法。經濟分析表明,企業的兼并在很多情況下既有成本(對社會而言的代價)也有收益(對社會而言的益處),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對兼并的評判是一個成本——收益的權衡問題。對于兼并的控制,有的國家采取許可主義,有的則采取準則主義。
    許可主義的特征是,反壟斷法規定企業兼并的申報制度,該制度主要涉及兼并申報的條件、申報的內容、申報的批準,批準的條件和監督管理等。準則主義的特征是,反壟斷當局制定分析兼并時通常使用的框架和特定標準,然后根據有關的特定標準對具體的兼并是否損害竟做出判斷的評價。一般地說,準則主義的實現條件要嚴于許可主義,除了要求較高市場發育程度和較健全的統計制度外,還對反壟斷機構的任務,例如產品市場的界定、地域市場的界定,計算市場份額,進入市場分析,分析兼并潛在的反競爭效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鑒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在建立之中,包括市場統計和分析的一些基本工作還很薄弱以及中國反壟斷立法所處的狀態,參取許可主義似乎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政策建議四:中國未來的反壟斷執法應注意運用合理規則和本身違法規則
    本項研究表明,西方國家反壟斷實踐中的合理規則是避免在反壟斷中犯“殺死一只會下金蛋的大鵝”和“沒能禁止試圖破壞實際競爭的行為”這樣的錯誤而采取的明智之舉。對于中國來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對競爭和壟斷的認識也還有待于深化,加上我國反壟斷執法實踐非常有限。因此,作為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的合理規則應該為我所用。
    此外,我們的研究還表明,西方國家反壟斷實踐中的本身違法規則使反壟斷法在維護市場競爭秩序方面格外有力,在反壟斷實踐中,這一規則對市場主體的行為有較強的威攝力。再有,這一規則可以大大簡化反壟斷訴訟程序、節省訴訟成本。在我國反壟斷實踐剛起步,相關的執法人員的基本素質和執法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借鑒并運用本身違法規則是必要的。
政策建議五:大力加強反壟斷機構和反壟斷執法隊伍的建設
    建立一個獨立、權威的反壟斷執法機構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這是反壟斷法的牙齒,是反壟斷法得以有效實施的關鍵。反壟斷法如果沒有一個高效、權威的執法機關,就只能是市場經濟的裝飾品。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法均設置了專門的執法機構,并獨立于其他行政部門,法律也賦予了相應的職權,這是各國反壟斷法得以有效實施的經驗總結。中國反壟斷執法機構為了履行其反限制競爭行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職責,也必須擁有相應的權力,中國未來的反壟斷執法機構應是一個統一的、獨立的、不受干擾的、具有準司法權的執法機構。
    另一方面,反壟斷法執行的有效與否與執法隊伍的建設和執法人員的水平有很大的關系。一般來說,反壟斷法的執法隊伍,特別是負有重要職責的人員應主要由具有經濟學和法律學方面的知識及實際工作經驗的人員組成。國外反壟斷執法的實踐告訴我們,對艱巨的反壟斷任務,除了需要實踐經驗外,還需要包括經濟學和法律學在內的理論知識。從目前我國高等學校人才培養方面看,學法律的學生一般只泛泛了解一些政治經濟學的簡單知識,對市場經濟的基本知識沒有了解或了解不多。而學經濟的學生一般都不學(或學得很少)法律方面的知識,特別是競爭方面的法律知識。可以設想,這兩種情況都使這些學生一旦走上反壟斷的工作崗位,會感到力不從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執法工作的質量。因此,我們在此呼吁有關部門應大力加強反壟斷執法隊伍的建設,對未來反壟斷執法人員業務素質的提高給予足夠的注意和重視。現階段除了大范圍地培訓有關在職人員外,應盡快改變經濟學與法律學相隔離的狀態。事實上,法律學和經濟學的結合已成為社會科學的一種發展趨勢。只有有了必要的人才儲備,一旦反壟斷法出臺并開始施行,我們才有可能更自信地去面對新的挑戰。
    政策建議六:應加強反壟斷的理論研究
    鑒于反壟斷問題的復雜性,一般地說,反壟斷實踐需要有理論的支持和指導,尤其是經濟理論的支持和指導。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反壟斷的經歷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
    對于市場經濟的典型美國來說,與反托拉斯密切相關的經濟理論研究從來都沒停止過。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美國的許多經濟學家就熱衷于論證集中與反競爭性市場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熱情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達到了高 潮。與此同時,許多經濟學家加入了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直接參與反競爭活動的司法、執法的實踐。這些經濟學家對于1968年司法部《兼并準則》的首 次出臺起了很大作用。再從反托拉斯的執法實踐看,美國學者克拉克森曾這樣評論說:“隨著法官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他們的判決對經濟的影響,他們更加要求用復雜的經濟理論來支持辯論的論點。他們本身對這些理論的了解則正反映在他們所作的裁決上。……可以預料,隨著經濟學越來越廣泛地為人們知曉,訴訟判決對于經濟學的依賴將更加普遍。”從一定意義上說,美國反托拉斯的發展過程,也是經濟理淪(包括寡頭理論)與實踐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過程。一方面,經濟理論不斷從反托拉斯實踐中汲取營養,以求有新的突破和發展。例如,克拉克在1940年提出的有效競爭的概念及其有關的論述就是在反托拉斯的背景下出現的。另一方面,反托拉斯實踐也受到經濟理論發展的影響。如我們在第五章所說,80年代在美國發生的反托拉斯政策的轉變,即反托拉斯法的目標轉到了提高經濟效率上來,強調寡頭的內在競爭性。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經濟學的發展(如鮑莫爾等人提出的可競爭市場理論等)。
    如我們所知,我國反壟斷的理論研究與反壟斷立法基本同步,相對來說,理論落在了實踐的后面。就經濟理論而言,由于反壟斷問題似乎還沒有引起更多經濟工作者的注意或重視,加上沒有專門的機構和專職人員從事與反壟斷有關的理論研究,可以說目前只還停留在對國外有關理論的介紹和消化上,且既不系統,又不太深入,更談不上提出具有中國特點的反壟斷的有關經濟理論了。此外,與理論相關的有關數據更是少得可憐。以上這些現狀自然與我國處在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之中有關。但是,我們應當看到,既然經濟理論對反壟斷實踐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那么就應該有超前的研究意識,從戰略的高度和總體上重視有關經濟理論研究,其中包括對我國經濟現實的規范與實證的研究,也包括對國外有關理論的跟蹤研究。可以預料,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反壟斷也必將成為社會主義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而與之相關的經濟理論也將呈現出越來越強大的生命力。